1949年2月20日前后，河北唐山一带的河滩上，农民们发现了一架冒着黑烟的运输机。机身受损，舱门紧闭，驾驶员昏迷不醒。谁也没想到，机舱里除了飞行员，还装着约4.6吨银元。
这些银元被装在木箱和麻袋中，沉重得几乎占满舱内空间。附近群众赶来后，先把昏迷的飞行员抬出飞机，送往开滦煤矿医院救治。几个小时后，他才慢慢恢复意识。
军区干部赶到医院询问情况。飞行员名叫杨宝庆，河北曲阳人，时年25岁。面对满舱银元，有人问：“这些钱是你的？”
杨宝庆苦笑着回答：“钱不是我的，飞机也不是我的。”
这句话并非推脱，而是事实。那些银元原本属于国民党方面准备转移的财物，杨宝庆只是驾驶飞机起义，途中因油料不足，迫降在唐山。
杨宝庆1923年8月出生于农民家庭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随家人四处逃难，生活一度陷入困顿。家人被迫分散，幸亏三婶一家接济，他才没有完全中断学业。
成年后，杨宝庆得知国民党方面招收飞行学员。那时的他，确实怀着抗日救国的愿望。飞行训练并不轻松，部分训练在印度秘密进行，学习、生活和安全都面临不少困难。
1944年初，杨宝庆完成训练准备回国。途中，所乘船只曾被日军驱逐舰盯上，经过长时间周旋才摆脱追踪。回到重庆后，他进入中美混合团第三中队，逐渐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。
抗战胜利后，事情却发生了变化。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杨宝庆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离开军队、回到家乡。可是，上级没有批准他的请求，反而把他调往东北，执行运输枪支弹药的任务。
这让他陷入强烈的矛盾之中。自己曾经驾驶飞机对付侵略者，如今却要把武器运往战场，目标很可能是中国人。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，看到的是航线和仪表，心里承受的却是另一种压力。
更令他难以接受的，是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关系。一些没有背景的飞行员，经常被安排危险任务，物资和待遇也难以公平分配。与此同时，普通百姓承受的负担越来越重，社会矛盾不断加深。
杨宝庆的家人还被要求迁往台湾。儿子到达台湾后因惊吓和不适住院，他多次请求回去探望，却没有得到允许，反而被安排执行运输任务。这种强硬做法，使他对原有组织的失望逐步变成了决绝。
一次飞往西安执行任务时，杨宝庆见到了姐夫赵连景。两人同为空军飞行员，都对当时的处境感到苦闷。赵连景知道杨宝庆已经动摇，便劝道：“真想走，就飞向解放区。”
杨宝庆没有立即答应。他清楚，起义不是一句气话，机场警戒、航程、油料和家属安危，任何一环出错，都会付出生命代价。经过反复考虑，他才决定冒险行动，并托付赵连景设法照料妻儿。
1949年2月19日晚，机会终于出现。机场停着一架从兰州调来的运输机，型号为Ｃ四十六。杨宝庆趁夜进入停机区域，拆下轮挡和机翼上的固定物，又设法打开舱门。
检查仪表和油量后，他发现飞机原本装载着大批银元。这个意外发现让他明白，飞机并不是普通运输任务，而是有人打算把搜集来的财物运走。此时再返回，起义计划很可能暴露。
飞机升空后，地面不断询问情况，并要求他改变航线。杨宝庆以机械故障和需要紧急处置为由应答，同时保持飞行方向。由于夜间起飞并不罕见，机场方面过了一段时间才确认飞机已经离开。
飞到唐山附近时，油料接近耗尽。沉重的银元增加了飞机的负荷，也让迫降更加危险。杨宝庆观察地形，选择了一片相对开阔的河滩，压低机身，尽力控制速度。
飞机触地后发生剧烈震动，他当场昏迷。所幸机体没有完全解体，群众及时发现并将他送医。银元则由军区按照有关规定接收处理，没有落入个人手中。
杨宝庆起义后，远在台湾的妻子刘敏璞也开始设法离开。她从赵连景那里得知丈夫已经抵达解放区，便带着孩子借助亲友安排，先转移到青岛，再设法前往济南。
沿途盘查严格，她和家人只能低调行动，甚至借自行车赶路，避开复杂路段。抵达济南后，刘敏璞直接找到军管会，说：“我丈夫叫杨宝庆。”工作人员核实身份后，辗转联系北平方面，最终促成一家团聚。
1949年6月，杨宝庆被安排到东北老航校担任飞行教员。那所学校设备简陋，却承担着培养新中国航空骨干的任务。他把飞行经验、气象判断和运输技巧，逐项教给学员。
同年10月1日，他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飞行任务。1951年，他又担任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教官，参与培养55名女飞行员。此后，他还参加航空训练和运输体系建设。
1956年，杨宝庆转到四川省重工业厅工作，后来又调往中国机电公司。飞行员的身份改变了，做事的标准没有改变。1985年，他离休，结束了长期工作的生涯。那架迫降在唐山河滩上的运输机，则成为他人生转折中最惊险的一次飞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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